（一）
美国圣约翰大学 纪语
我所在的St. John’s College可以说是美国最极端的大学之一：没有专业，没有通常的讲课，几乎没有课本。现在回想，当时对St. John’s 的选择多少是有些冒险的。从网站上读到的一切让我好几天睡不好觉，毕竟我对这样的教育完全没有感性的认识。学校强烈推荐申请者亲自去参观和体验St. John’s,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大洋彼岸的学生是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许多重要的选择都不完全由理智做出，当时的我也许更多依靠的是一种感觉。
但或许也是从那时，我终于有机会去思考和选择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从前在中国选择大学时，这个问题基本不需要考虑，除了专业,能够考虑的仅仅是数字：你的分数，你的排名，大学的排名，大学的专业排名，如此而已。而St. John’s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拒绝向美国最主流的排名榜US News提供任何可供排名的数据。它的理由是，教育不是关于数字的，而是关于灵魂的。即使数字能更直观和方便地告诉你哪些学校是通常的“好学校”，它也不能说明，哪些学校真正适合你。学校的tutor（在St. John’s我们这样称呼所有的老师）更直白地跟我说，选学校就像谈婚论嫁，得两边都精挑细选，深思熟虑才行。对于St. John’s这样的学校就更是如此了（相信博雅的同学们也有相似的体会）。
在博雅学院交流的过程中，甘阳老师曾告诉我，他很欣赏美国一些文理学院对自己教育理念的坚持（St. John’s坚持这样的模式已经近80年）。但在这过去的两年中，我对St. John’s的固执是有怀疑的，我也不止一次怀疑过我当时的选择。不仅是我，我身边每个把自己的教育当回事的同学都有过类似的疑问。事实上，我们不时抱怨，抱怨这个那个老师不好，抱怨某场讨论废话连篇，抱怨谁谁谁的观点愚蠢至极。有一回我跟我的一个tutor吃饭，抱怨我的有些课不好，他问我觉得“好”的课占多大的比例，我说一半吧。他说在他看来，St. John’s通常有三分之一的课令他满意。他以前在牛津待过，而牛津的课没有到这个比例。三分之一，他说这已经是太好的比例了，何况是一半。
我逐渐回想，惊人地发现以前在其他地方，当我在十有八九的课上没学到什么东西时，我几乎没有怨言。我在那些课上干了些什么呢？记笔记，走神，写自己的东西，睡觉，勾考试重点。在St. John’s的课上我当然也走过神或者打过瞌睡。但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的脑袋都在全速地运转，很多时候下了课仍然意犹未尽。一堂seminar（讨论课——编者注）下来，如果找不到人讨论我会去图书馆写一些想法，通常都能写上一个小时。有时候一堂课的余韵甚至到第二天中饭的时候还能在食堂里引起两个小时的讨论。先不管St. John’s有多少比例的好课，它至少复苏了我对我梦想中的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曾经在分数、知识点、考试还有排名等等的嘲弄中显得异常的可笑。
当然，我的另一位老师跟我说，好的教育一定要令你感到一点痛苦，这种痛苦肯定不会在你当初的“梦想”之中。的确，也许是从前的教育对我有些压抑的缘故，我曾经梦想中的教育的精髓便是：创造与个性。这点在St. John’s 似乎并不太多地被鼓励。有一段时间，也许是书读得太多，我开始问我的tutor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古书，为什么要拘泥于古人而不开拓自己的世界呢？即使读古书，我觉得它们也应该屈从于你的创造力。那位tutor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如果说今天的世界变得很糟糕，那么多半是因为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们。而我们在这里学的是“suspend yourself”，或者叫作 “how to hesitate”。
我想这是我在St. John’s学到的最大的一个本事。以前对于周遭的事物和信息，我更像是一个海绵，我拥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而现在我逐渐学会了分拣，过滤，整理，加工。做这些的标准既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也不是我由着自己的性子建立的，而是介于它们之间，简单地说就是来源于有意义的“对话”。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经常在对外界的轻信或盲从和对自我的自负或偏执之间游移。而“对话”似乎具有能够把人从这简单的“两点一线”之间解放出来的魔力。St. John’s 充满着对话，当然首要的是与那些伟大的先人们的对话。对话的一头可能是柏拉图，而另一头是十几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我的一位tutor说，对话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思索“我们”——而不是“我”——该说什么、在说什么。
很多时候这样的对话是琐碎或者压抑的。当我suspend那个“小我”时，有时会很艰难或者很累。有一次我跟我的tutor说，St. John’s 真的是太难了。他说是的，如果你自己较真一点的话，这个学校可能会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学校之一；比起这个program，什么六方会谈，中东和平都好像是更容易一些的问题了。
对他的回答我是信服的。但我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从没有见到St. John’s 的毕业生呢？有人说博雅教育的毕业生是难于融入这个世界的，因为这种教育“不实际”，太“精英”和“阳春白雪”。而St. John’s信奉的恰恰相反。当初这个program建立的初衷之一便是，诸如环境污染、道德水平下降、经济危机等等问题，唯有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更好地面对。
St. John’s 的教育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没有显得很成功，也许它还没有到成功的那一天（一个有点讽刺的轶闻：据说经济危机前，房利美的一位高管是St. John’s毕业的，他从St. John’s 当然也招了不少人。房利美后来成为了此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但据一些跟我打过交道的St. John’s的毕业生的经验而言，不论他们干什么——有的成为了科学家、教授；有的开出租车；有的来中国学传统烹饪——他们似乎都至少能成功地面对自己。St. John’s 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培养学术上的“精英”（尽管有很多人后来进了大学和研究所），不在于你有没有通读过西方文明——那些伟大的作品仅仅是起阶梯的作用——St. John’s 最大的不同，似乎也并不在于没有专业或没有讲课，而是在于，它固执地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精神不可能完全简化为科学公式或者是一部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灵魂比起人的工具性而言更需要优先培养，因为人之为人——而不是野兽或者机器——恰恰是取决于此的。
博雅学院的具体方法和St. John’s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基本的理念应该是异曲同工的。最好的教育也许并不在于具体教的是什么，而是——用我的一位tutor的话讲——更像一盏灯，能照亮你的内心，让你有能力找到和读懂那份关于你内心的地图。
（二）
美国圣约翰大学 陈若菡
简单说说St. John’s College的课程设置和上课方式吧。
陈：St. John’s College是美国的一所文理学院，学生在四年内完成Great Books Program. 课程分为Seminar和tutorial. Seminar 用四年时间读完Great Books书单上从古希腊荷马史诗到二十世纪Virginia Woolf的全部作品。Tutorial分为四年的数学，三年的实验，一年半的古希腊语和一年半的法语，一年的音乐。如果说Seminar更注重对文本进行全局的把握，那么Tutorial则更侧重于更深入和细致的解读。
在St. John’s College, 我们没有教授，所有的老师都被称为tutor.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在讨论下进行，tutor也仅仅只是讨论的引导者。通常用一个对于解读文本十分关键的问题开场，十几个学生进行自由地讨论。
说说St. John’s College让你觉得与众不同的地方？
陈：学校（St. John’s College）的教育理念是有别于很多学校的。有一次我问我们学校的Dean, 既然每个人的特质都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强调每个人个性化的发展而是必须修读同样的科目？她告诉我，语言，科学，音乐，艺术这些本来都是任何个体都具有的潜质和能力，只是很多在一点点地退化，我们以为我们没有艺术细胞，就拒绝去欣赏艺术，或者以为没有科学背景，就放弃用科学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长久下去，我们就被割裂在一个狭小的领域，早已放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而我们学校是希望给每个人一个重新发现自己了解自己的机会，不是要做大家或者杂家，而是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很多人都很惊讶这个学校没有专业的设置和所有的课程都没有教授讲述。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分科细化的时代，大学本科没有专业的设置就显得极为特别。我们学习的课程没有简单地分成不同的专业，而是作为Great Books Program的不同方面，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不同载体。在大一的一段时间，我们的seminar, 数学，希腊语都在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人为的分科在当时也许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你觉得相对于其它的学院和大学，或者说相对于其它的教育模式，在St. John’s College就读的两年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我最喜欢的关于我们学校的介绍是：St. John’s is a conversation. 说话和倾听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认真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不是由你一个人完成，而是十几个人构成一个有呼吸的生命体，一起成长和挣扎。大一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希腊语tutor Mr. Winslow就说：每个class都有它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最后一节课以后，这个小生命就不存在了。这种learning community的感觉是我最喜欢的，它让我一点点地发现人和人的交流是一件多么微妙而且不可复制的事情啊！
你对自己接受的博雅教育有过怀疑或者顾虑吗？当出现这些怀疑或顾虑时你们会怎么做？
陈：大一上学期我可能都来不及想这种教育是否适合我的问题，当自己慢慢找到了学习的节奏的时候，我就有越来越多的怀疑，比如读书读得太快而没有办法深入讨论，比如什么都学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特别是学自己特别不擅长的科目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努力似乎都不得要领，而其他人似乎看起来都很轻松。每当有这些顾虑的时候，我喜欢找人聊天，特别是自己信赖的tutor,听他们讲自己在St. John’s 的故事，把自己的担忧坦诚地告诉他们，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也会和学校的心理医生聊天，看自己能否做一些思路上的调整。很幸运在这个小小的学校能遇上很多智慧的人，每次和他们说话，都觉得思路打开了很多，也许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我在心态上成熟了很多，不是那么焦躁地寻求答案了，而是去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来实践自己的想法。
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这几天，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陈：这几天和博雅学院的同学交流，感觉来博雅学院的同学都很有意思。看得出来，博雅学院的同学对教育都有很高的期望，也经常在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甘阳院长和同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在中国普通高校里恐怕并不多见。也很喜欢午餐会这种交流的方式，当时可能同学们有些拘谨，发言的并不是很多，但如果经常有这样的活动，同学们可以增进了解，从彼此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与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相比，美国的博雅教育有什么不同？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
陈：因为不太了解美国其他学校的博雅教育，我只能谈谈博雅学院和St. John’s College的博雅教育的不同。我感觉最大的不同就是讨论的比重，我们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是讨论，而博雅学院的课程主要是以讲授为主。St. John’s 的“讨论至上”可能有些极端了，但我也逐渐在适应这种模式，发现它最大的好处是充分地调动了每个参与者的积极性，你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却可以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教育质量。
你们在中国接受了中学教育，又已在美国接受了两年高等教育，谈谈现在你理想中的教育吧。
陈：我曾经摘抄过印度灵性导师Krishnamurti有关教育的一段话，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他在《一生的教育》里谈到：“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因为整个生活是汇聚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目前我们所谓的教育，只是由书本汇集知识，见闻，这是任何懂得阅读的人都能办得到的。这种教育提供了一条巧妙的逃避自我之途，如同其他所有的逃避方式一样，它无可避免地制造出有增无减的苦难。冲突和混乱，是由于我们和他人，事物，概念之间差错的关系而产生，除非我们了解此项关系且改变它，否则，仅仅知识的学习和堆砌，各种技能的获得，都只会将我们导向更深的混乱和毁灭。
正确的教育，一方面鼓励技术的学习，同时也应该完成某种更为重要的事；它应该帮助人去体验生活的完整过程。这种体验才能将能力和技术置于它们应有的地位。如果一个人真正有话说，那么在他说话时，便会创造了他自己的格式。然而，学习一种格式而没有内心的体验，则只会导致肤浅。”
结合自身的经历，你是如何理解博雅教育的？你又如何看待博雅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陈：这个问题好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到了最近看的一部纪录片：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音乐人生》。主角黄家正是一位有音乐天赋的十七岁的钢琴少年，他在谈他的人生理想的时候，很认真地面对镜头说：“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human being”。 我觉得博雅教育的内涵就是怎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真的很佩服甘阳院长的胆识，St. John’s College这种教育模式在美国都是极为特殊的，要在中国大学办一个四年的博雅教育，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不但著书立说，更是把想法付诸于实践，建立了博雅学院，去做他梦想中的教育。现实也许很残酷，但我始终相信教育的力量，让一颗种子慢慢发芽。
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和刚进入大学时相比，你对未来的期望有所改变吗？
陈：我时常觉得去St. John’s读书是一种幻觉，感觉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和其他朋友聊到他们的学业轨迹，觉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对未来的期望一直都很理想化，对当下的生活总有一种距离感。希望成为的自己永远都是另外一个人，目前越来越喜欢照镜子，只希望她有从容的心态和丰富的感知。
最后有没有什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建议与祝福？
陈：希望同学们之间能多多交流，珍惜在博雅班的缘分，你们从彼此身上其实可以学到很多。认真读书讨论的日子其实真的很幸福，也许现在很辛苦，但回头看，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好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