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第81、82讲博雅讲座:中国文明的主体意识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建构

发布时间:2017-11-27 | 作者:博雅学院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再一次迎来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应当用何种姿态来面对和回应外部世界?新文化运动已过去一个世纪,经过百年沉淀,我们是否做到了更冷静地对待西方世界,更客观地审视我们的文明主体?

11月16日和17日的两场博雅讲座,着眼点正是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反思。11月16日晚,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戴景贤教授以“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思考中国文明复兴的契机与意义”为题,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明未来路径的思索;而11月17日下午,南京大学的张伯伟教授则聚焦于中国面对自身文明遗产时的态度与进路,开展了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讲座。
 


 


       戴景贤教授的讲座首先提出:要知道“中国文化”是怎样的文化,“中国历史”是怎样的历史;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独特性,并厘清了这两个概念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明复兴的意义。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曾一度全面质疑自己的过去,批判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这种文化上的焦虑让中国人一直重新寻求自身的历史定位。然而戴教授指出,尽管近代以来的自我批判如此广泛深刻,中国人却不曾怀疑自己是个“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主体意识并未丧失。中国文明事实上是一种“文明类型”,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典范意义。我们应该回到这一“文明类型”的核心——义理传统,在历史的脉络中思考文明复兴的问题。


 

戴教授为我们大致梳理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他不赞同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之起点的说法,认为中国步入近代的真正起点应当在明代。明代一方面继承了元代行省制度的政治遗产,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出于反元斗争的政治需要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近代“民族”观念在明代开始兴起。因此,在明代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对近现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近代史也是民族观念的建构史,是文明主体性不断凸显的历史。

戴教授还说到,秦汉至宋元的中古时期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制度,对今日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对历史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历史观念,追求及维持统一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信念。也因如此,中国人的思维一直是大国思维。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遭遇种种危机与困境,但对于统一稳定的基本信念和对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却一以贯之。在今天这个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国家政策一直在灵活因应各种问题和变化。而这国家能力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为支撑。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仍然要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的人文精神,开辟出一条“人文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张伯伟教授的讲座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谈起,首先引用陈寅恪先生勉励青年学生的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诗中蕴含了对当时史学界新旧两派的概括和评价,即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提问方式乃至价值标准,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所以除了肯定文献整理之功之外,欧美的东方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学术颇为轻视,并形成了“海外汉学”的自身传统,令中国学者颇有忧虑。“五四”前后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过从西方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我国学界形成了两次“变法”高潮。甚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学者都大多认为,只有西方的研究方法才是好的,师法西方是理所当然。但正如寅恪先生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何做到“不忘本”,才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张教授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总结为三种方法: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原溯流”法;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基于对三种方法的反思,再结合新材料,应能提出并解决更多的新问题。因此,不断从古老的文化遗产中推陈出新,发掘出与现代相契合的新方法,才是“传统”的魅力所在。张教授指出,在今天的人文学科研究当中,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固不可为,盲目摒弃西方理论亦不可取。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对此张教授提出将“汉文化圈”作为研究对象,既能破除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又打开民族主义的封闭圈,让中西学术之间实现良性的沟通与互动。

       两位教授都在博通的历史文化视野中,以理性而有温情的学术态度,重新审视中国自身文明类型或学术传统。他们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注重意义的阐释,并强调不同历史语境下相同文献或同一概念的不同内涵与意义。通过这两场讲座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中国又要走自身道路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审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积极与西方、与世界对话。但这样的对话,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文明本身有足够的理解与信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