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讲座第六十三讲——清代礼学的思想意义

发布时间:2016-03-13 | 作者:博雅学院

       201631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在南校区小礼堂举行开办了博雅讲座第六十三讲,讲座主题为“清代礼学的思想意义”。
在讲座开始吴老师先申明了现代语境下,要理解和重建中国文明,离不开中西比较的基本架构。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逐渐成熟,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西方古典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关联与割裂;从神学研究中产生的基督教创世思想对其文明的影响;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
而在这些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吴老师特别强调了形质论的传统。它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身体是人的质料,灵魂是人的形式”,在基督教的发展下拔高成为“上帝是最高的形式,万物都由其创造”再到近代不断发展。这一传统从希腊哲学中发源,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自基督教的创世观产生与自由意志得以被不断强调后,形质之间的割裂便不断扩大,无法弥补。
吴老师认为,文明之间关切的核心问题都是相近甚至一致的,关于“形质论”在中学上对应的相关问题他以为是“文质论”。而“礼,天理之节文也”,是与理相关的进而是可以归纳到文质论的范畴中,也正是在这个情况下,从清代礼学的思想是可以尝试找到与西方思想对话的可能性的。
接下来的讲座内容主要梳理清代礼学的学术成果顾亭林开创了清代汉学传统,而戴东原(戴震)首次在义理层面揭示了清代汉学的思想意义,对此后继学者主要分化为两派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戴震首先提出了从礼入手的问题,但他本人并没有太重要的礼学著作发表。他的同窗程瑶田在其去世几十年后刊刻了《通艺录》,这其中的前四篇,吴老师以为把戴震的许多看法更加成体系地表述了出来。其中主要的与宋儒不同的看法在于宋儒更看重“致知”,而程瑶田认为“诚意”这一环被前人所忽视了,他认为“诚意”不是“致知”之后便可自然而然达到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要在人伦日用之中通过礼达到的。程瑶田的《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徵记》构成以宗法、丧服、人伦为主轴,心性、义理、宗法、丧服贯穿的体系,这是和此前从郑玄到王安石的以《周礼》为主轴的礼学体系与朱子以《仪礼经传通解》、《大学》统摄三礼的体系的体系是截然不同的。
程瑶田之后是凌次仲,著有《礼经释例》,其中吴老师认为《封建尊尊服制考》尤为重要。
批判的风潮逐步蔓延段玉裁为代表,阮元则是开创了督抚组织学术的先例。
以上是汉学的发展,以下是宋学的反击。
吴老师认为反击中水平最高的就是夏炘。虽然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但吴老师认为本质上的理念是越来越趋同的。而且他们都没有正面回应戴震的问题,对于他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于戴震所言其实朱子都讲过了,戴震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而已。吴老师反复强调清代的汉学不是汉代的汉学,清代的宋学亦然。举例来说清代汉学虽然也尊郑(郑玄),但这也只是表面,其思想体系还是上文所提的那一套。
到了曾国藩一派主张汉宋兼采,对礼、理都非常重视。陈澧著有《汉学通译》,弟子多入张之洞门下。而黄薇香从义理上打通汉宋两派,他也是仅有的全面的直接针对戴震考察他的说法的学者。其子黄元同著有《礼书通注》、《经训比义》,前者以宗法丧服为起点,吴以为是清代最具原创性和体系最清晰的礼学著作。其弟子亦多入张之洞门下。
简而言之,以丧服为起点的礼学,强调的不止是礼和制度,而且将人伦讲成一套更加严整的哲学。这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文明,而不是脱离质来寻求超越。至于文质论里的文质不曾断裂,而形质论是不断割裂的。
吴老师学贯中西,在讲解过程中由西而中,由古及今,引经据典,条理分明,逻辑清晰,深得同学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