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古典学工作坊第二期:从长安到临安——唐宋都城空间与历史

发布时间:2017-11-11 | 作者:博雅学院

“从长安到临安——唐宋都城空间与历史”

学术工作坊浅描



2017年11月4日,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古典学中心和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从长安到临安——唐宋都城空间与历史”小型学术工作坊在梁銶琚堂第一会议室如期举行。

活动召集人胡劲茵和李丹婕首先就工作坊的宗旨和目标进行了简要说明。作为一个拥有深远学术传统而又始终魅力不减的学术领域,唐宋都城史孕育出众多典范论说,值得不断反思与研讨。本次工作坊希望围绕唐宋都城空间的不同面向和相关议题,展开唐宋之间的对话、对比与对照,进而展现历史发展过程承继、割裂与延续的复杂图景,期待在不同课题与旨趣之间产生碰撞与交集。

 


 


      本次工作坊主要涉及四个主题,主题一“政务运作与空间分布”,共有四篇文章。第一篇《北宋京畿地区内涝的协同治理》,报告人是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梁建国。梁建国首先简要回顾了自己走上北宋东京城市史研究的历程。在北大读博期间,邓小南老师最早提醒他注意北宋士大夫朝堂之外的交游活动,同时他得以参与荣新江老师主持的《两京新记》读书班,接触到唐代长安都城社会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始系统阅读宋人文集,关注文学、空间与历史的议题,在此基础上持续积累,撰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一书。此后,他继续以北宋开封为主要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视野,开始注意城市人群的阶层分化与空间布局、水利发展与环境治理等问题,并借鉴区域社会史、环境史、社会学和空间理论等视角与方法,由此撰写本次发表的专题论文《北宋京畿地区内涝的协同治理》。这篇文章分前中后三期对北宋东京及其周边围绕内涝治理展开的一系列疏浚工程和管理建设进行了论述,同时也凸显了制度运作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反复博弈的复杂面貌,可以说是制度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环境史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也展示了北宋东京作为超大型城市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回应,对于我们今天反思城市病也不乏参考价值。



 


       第二篇报告人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姚永辉,主题是《南宋临安城市史研究二题》。题一是“南宋临安研究的学术史解读——再读斯波义信的临安研究”,作者主要就日本学界的南宋临安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概述,分析其研究理路和阐释框架,以加藤繁、小竹文夫、池田静夫、梅原郁等人的著述为例,仔细梳理了内藤假说与临安研究之间的关系,2009年日本学者河原温出版《都市的创造力》一书,再次引发日本学界对欧洲中世纪城市与宋代都市之间的比较讨论。以此为参照,姚永辉仔细讨论了斯波义信教授南宋临安研究的旨趣与价值,指出其对多元视角、都市化进程、经济动力、地理生态等因素的提倡,迄今对宋代都城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不乏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比如对政治与制度因素的相对忽视。鉴于此并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优势,姚永辉进一步提出今后南宋临安研究的突破点。首先,认识南宋临安的特质,需要将视线拉长,从唐代到元明来看杭州的变迁;其次,增强对城市细节的探讨,比如对衙署、库务、坛庙等的选址原因、分布、增建或改建过程进行更仔细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寻求对临安的整体认识;其三,探讨城市空间与都人的日常生活,如城墙、城门、 衙署、库务、坛庙、学校、坊巷等,与城市中的人如何发生联系?她由此以临安西北隅官学布局为例,讨论了临安行都设立与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西北隅的变迁是南宋初期临安城改造的缩影,朝廷通过改占寺庙与武将功臣宅邸为政府或军事机构、改增寺庙为国家与皇族服务的功能、举行礼仪活动等手段,逐步将西北隅纳入以御街为主线、带有皇权色彩的城市空间,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杭州自然地理复杂且特异,统治者虽然常因与礼制相冲突的现实窘况而折衷妥协,却始终竭力营建一个合乎统治要求的都城,彰显出政治权力与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城市形态的巨大影响。


       姚永辉关于南宋临安的综论与细观,提出为此前临安研究者相对忽视的两点,其一,对临安“前史”、即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杭州历史认识不足,其二,缺乏对临安官府衙署、礼仪空间等政治因素的重视。接下来的两篇刚好就这两点进行了论述。首先是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的魏峰报告的《杭州市舶司建置诸问题》,杭州城自唐五代已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以此为背景,魏峰讨论了宋代杭州市舶司的建置变迁,就其官职设置与机构职能做了仔细辨析,并将市舶司的商贸运作置于整个东南沿海水运交通网络中做了详细梳理,展示了两宋之间市舶司的变与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溢提交的论文题作《南宋临安城内寺监安置探析》,作者开宗明义,此前临安研究多聚焦于商品经济、社会生活和城市文化,而对都城的政治属性反倒措意不足。这篇文章试图以寺监等朝廷衙署的安置为例,讨论杭州由城市成为都城过程中的若干变化,由此展现临安的统治机能是如何在与城市空间的冲突与调适过程中逐渐确立,进而重塑了这座临安的空间格局和城市气质。


       工作坊主题二为“对于城市空间的书写”。共有三篇文章。第一篇《〈寺塔记〉:晚唐文人的游寺创作》,报告人是暨南大学古籍所李芳瑶。李芳瑶博士研究生阶段开始关注唐代长安城的文人交游与书画鉴藏等课题,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段成式《寺塔记》等文本颇为熟悉,本次报告便是从文人游寺与长安寺院布局的角度,仔细辨析《寺塔记》的写作与成书。此前学者已就《寺塔记》在文学、艺术、宗教、城市文化等层面的丰富价值做了阐发,但仍有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段成式等人据什么标准选择所游览的寺院,《寺塔记》中的游寺诗歌蕴含着哪些重要信息等。李芳瑶通过梳理《寺塔记》全文,并结合其他同时期的文献,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由此推进了我们对《寺塔记》文本、长安佛寺布局与空间以及中晚唐文人寺院游历文化的认识。


        第二篇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报告,题目是《白居易的家宅书写——一种文人品位形成的时代语境》。报告人提出,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氛围,对空间书写及所有权观念发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对私人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发现与书写也成为中唐诗文的显著特色之一。白居易的诗文数量列中唐士人之冠,其中大量与城市生活、空间布局和景观构造相关的诗作。妹尾达彦教授注意到了白居易的时代性,将其城市书写放在九世纪欧亚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正如十九世纪的巴黎都城空间与波德莱尔诗歌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样,白居易的诗歌也与九世纪两京都市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白居易关于“家宅”的大量诗文,也需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是要结合当时与白居易代表的科举官僚密切相关的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这样我们才能在相关书写中读出微妙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态度,使得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公共属性,从而使其闲适诗与讽喻诗之间不再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关系。报告通过细读白诗,从宅第规模、材质、配色、植物等多方面考察了这一现象,进而指出,白居易对家居空间的敏感以及对日常物什的态度、理解、玩味与经营,一方面源于其个性和学识,另一方面则是受到特定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的激发,在当时这种品位及其表达已传递出微妙的雅俗之别,并展现出相对明确的士人身份认同和文化权力,就此而言,白居易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还扮演了承上启下者的角色——一种诞生于中唐特定时代语境、处于社会边缘的文人生活品位,因书写而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进入宋代后渐渐发展为士人文化的主流追求。


       第三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王静报告《消逝与缅怀——张礼〈游城南记〉对唐都长安的追忆》。王静从事唐代长安和中古城市史研究已有多年,撰写了一系列精彩的专题学术论文,受到学界肯定。目前她开始关注宋代士人对长安的追寻与摹写,细读了宋敏求、刘敞、吕大防等人的创作,本次报告以张礼元祐据元年(1086)游历京兆城南见闻而写成的《游城南记》一书为例,讨论宋人在田野考察与文集阅读之间,如何缅怀城南唐时样貌,追忆唐都的往昔。所谓城南,即唐皇城之南至终南山下的区域,这里曾是唐代长安城外郭城,是唐代政治、文化、社会的繁荣象征,但张礼游历时,这里已随着唐代的终结、战火的洗劫而湮没成为废墟与旧迹,通过寻访留存下来的寺观、旧第、碑、塔、店、庄、墓等遗迹,张礼一一讲述唐之旧事,并生出《黍离》、《麦秀》之感。


       工作坊主题三为“城市空间与墓葬营构”,共有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报告的《综论中古墓葬建制与都城空间》。沈睿文是中古墓葬考古研究的专家,本次报告采用大量实例、从多个角度讲述“唐墓营建”问题,讨论了择陵、择址、封土、墓地布局、等级制度、墓葬形制、壁画、随葬品配置等具体问题,既检讨了制度性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分析了墓主个人性格与趣味发生的影响。此外,这次报告还着重分析了唐墓与都城之间在空间布局和设计理念方面的呼应关系,并兼及这一呼应关系在汉宋之间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脉络。


 


       第二篇《唐五代时期洛阳城郊的墓葬》,由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崔世平报告。他首先概述了唐五代时期洛阳的政治地位,继而谈及洛阳城与城郊墓葬之间的关系,指出城郊墓葬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城市居民墓葬的分布情况和墓葬的相关变化,以及里坊与葬地的关系,也是城市史研究的应有内容。唐代洛阳地区大型墓葬较少,砖室墓数量不多,以中小型土洞墓为主;五代时期,洛阳的墓葬除保持本地区原有的土洞墓传统外,从后晋开始,原来流行于河北地区的仿木构建筑砖雕画墓传入洛阳,并在社会上层流行。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大量河北人士来到洛阳,也带来了河北地区的丧葬文化。综合来看,后唐定都洛阳,河北集团随之入主洛阳,但河北的丧葬习俗没有马上传入洛阳,而是延后了一段时期。从目前材料看,洛阳地区的圆形砖雕壁画墓,从后晋开始出现。不过,出身于后唐庄宗亲军的张奉林,应该是属于河北军事集团的人物,他死于后晋时期,但仍然使用了土洞墓,说明洛阳本地的土洞墓传统依然顽强存在。


       工作坊主题四为“多元视角下的中古城市空间”,共有三篇文章。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耘首先发表了题为《金中都的佛寺与国家政治权力之关系》的报告,主要从金代的佛教政策与金中都佛寺布局、国家对佛寺和僧侣的调控以及佛寺职能世俗化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金代对佛教采取崇抑并存的政策和态度。“崇”一方面表现在沿用中都既有的前朝佛寺,修缮重要皇家寺院,体现了对前朝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另一方面表现在皇帝本人的信仰;而“抑”的方面多表现在国家对佛寺的控制。佛寺的修建以给赐制度为基础,并为寺庙划分等级。冠以“大”字的皇家寺庙在获得更多资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充当行宫、科考考场、关押重要政治犯人、接待宋朝使臣等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是国家中央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普通寺院为了维持生存,除获取民间赞助外,积极参与世俗商业活动,如经营药局、公开租赁房屋等。从中可以看出,金代虽不禁止佛教传播,但绝不放任其自流。寺庙修建、规模、空间以及僧侣活动等始终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寺庙经济也被纳入官方运营体系,为国家获取利润。与此同时,寺庙职能和僧侣活动也表现出世俗化的一面,与百姓世俗生活和商业活动密切相关。


        第二篇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易素梅报告,题为《女人的城市转型?——唐宋时期的士、工、商、杂类女性》。从宋代贞节观加强、淫妇形象的转变以及奸的法制史三个方面,探讨唐宋转型对女性形象的影响。报告指出,“宋代贞节观加强”更多反映了男性价值观的道德改变,通过强调女性守节倡导男性尽忠的品质,此外,家族延续的需要、女性商品化的趋势、良贱制度的消失等诸多因素也影响着女性地位的变化。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图画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也有所改变,一方面,士人家族女性的形象得到维护,日渐符合儒家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工、商、杂类女性在商品化过程中日益多见。图像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也有所差别,文本记载远远多于图像呈现。这也是值得日后进一步注意的问题,尤其需要分析这些现象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第三篇报告来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胡劲茵,题为《宋代乐礼仪式改革与政治空间》。首先仔细梳理了见载于《宋史•乐志》中的乐制改革——“六改作”的来龙去脉,指出北宋乐制改革是沿着国家政治改革线索进行的,其争论重点从唐代礼乐制度转向了乐理论证,尤其是围绕乐律理论的争论,这似乎使得礼乐与空间的关系愈加微弱,但同时乐礼改革又涉及礼制、天文、历法、术数、儒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呈现出融通的知识状态,需要将细节分析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阐发。胡劲茵最后由北宋乐礼改革问题切入空间视角下的宋史研究,梳理了空间研究的理论线索,并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研究中空间维度的重要价值。


       以“空间”为关键词,本次研讨会尝试基于都城发展变迁的议题,展开“唐宋”之间的对话,所有发言人都不限于专题论文的报告,也兼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困惑。本次工作坊不专设评议人,而是采取圆桌讨论的形式,希望能够通过充分交换意见,互通有无,拓展相关议题进一步生长的可能性。工作坊的发言也有意识地谈及研究经验与展望,同时接受与会学生的提问及共同讨论,实现不同于课堂形式的师生互动。在唐宋史研究对话与互动,考古、文学与史学的融通,加强史学研究中的空间与性别视角等方面,本次工作坊同仁达成了很多共识,并期待“唐宋都城空间与历史”这一主题在今后继续开展下去,能进一步结合田野调查,并吸纳更多同道参与讨论。

      最后,谨向协助会务的学生及行政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记录:邓楠、周劼、李明璇

统筹:李丹婕

审订:胡劲茵